辽宁抗日义勇军誓词与军歌成为国歌素材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即《义勇军进行曲》,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以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保卫家园、抗击日本侵略者为背景,以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形象事迹为原型创作。辽宁不仅是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地、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最早兴起地,也是十四年抗战的起始地。可以说,构成《义勇军进行曲》的关键要素几乎都来自辽宁,辽宁是当之无愧的新中国国歌素材来源地。

  在现代,“义勇军”作为自发组织起来的反帝爱国武装队伍或团体,最早出现在辽宁。在1929年中东路事件中冯庸大学成立的“歼俄义勇军”,是最早把“义勇”二字与爱国、反抗侵略联系起来并获得广泛传播的义勇军武装组织。当时,张学良以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名义颁布《国民义勇军组织条例》:“凡属我国国民或团体,以歼除侵占我国土、压迫我民族之强敌为宗旨,且具有为国牺牲效命疆场之志愿者,投为义勇军。”第一条即规定国民义勇军的宗旨,这对后来东北抗日义勇军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九一八事变后,当局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大片国土沦陷。为了保卫家园,辽宁人民率先自发组织成立抗日义勇军,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热潮。高鹏振于1931年9月27日在新民县成立“镇北军”(同年10月改称“东北国民救国军”),这是辽宁第一支举起抗日大旗的义勇军队伍。在辽西、辽北地区,黄显声组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随后,原东北军军官耿继周、潘士贤、高文斌等也纷纷举起抗日义旗。在辽东、辽南地区,活跃着原凤城县公安局局长邓铁梅领导的东北民众自卫军,原东北军军官李纯华联合抗日义勇军张海天、吴宝丰等部组成的辽南救国军,以及员冯基平、共青团员林郁青和青年知识分子李兆麟(张寿篯)等联合抗日义勇军建立的第二十四路抗日义勇军等。在辽东东边道地区,辽宁省边防军步兵第一团副团长唐聚伍等人组建了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至1932年上半年,辽宁省经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委任的抗日义勇军多达52路、27个支队,有数十万之众。辽宁各地抗日义勇军积极阻击、打击日伪军,曾多次联合作战。1932年1月9日,在锦西歼灭日军古贺骑兵联队近百人,打死打伤少尉以上军官7名,这是辽宁义勇军最辉煌的战绩之一。这一时期,仅辽东三角地区义勇军就击毙日军官兵2500人左右。尽管到1933年底,义勇军抗战几近失败,但仍有一些义勇军坚持抗战长达四五年时间,个别义勇军队伍则一直坚持战斗到日本宣布投降。辽宁是九一八事变后义勇军抗战的主要地区,提到东北抗日义勇军自然首先就要说到辽宁地区的义勇军抗战。

  “东北国民救国军军歌”。“东北国民救国军”在成立暨誓师大会上公布的抗日“誓词”上写道:“起来!起来吧,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山河碎,家园毁,父母成炮灰,留着我们的头颅有何用?拿起刀枪向前冲!杀!杀!杀!”1931年10月初,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委派张永兴(曾化名王立川)前往高鹏振部协助整编队伍、严明军纪、开展活动。他将“誓词”配以“满江红”的古曲,作为“东北国民救国军军歌”。这支抗日义勇军部队坚持武装抗战达7年之久,军歌始终在部队中传唱。

  “血盟救国军军歌”。1931年10月19日,辽宁清原人孙铭武、孙铭宸兄弟与新宾人张显铭等人,在清原县大苏河城隍庙宣誓成立血盟救国军,举旗抗日。起义前他们创作了血盟救国军军歌,由孙铭武、孙铭宸作词,张显铭谱曲。歌词内容为:“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用我们的血肉唤醒起全国民众;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奋起杀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起来!起来!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战斗!战斗!战斗!战斗!”这支军歌不仅在血盟救国军内部,而且在其他抗日义勇军队伍中传唱。1932年年末,孙铭宸到关内宣传东北抗日活动,在关内对这首军歌进行了介绍。

  “抗日义勇军骑兵大队军歌”。1931年10月,按照中央指示,由隶属于唐山地委的沟帮子党支部在黑山励家组建了抗日义勇军骑兵大队。抗日义勇军骑兵大队军歌歌词为:“起来!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家园毁,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留着头颅有何用?拿起刀枪向前冲!冒着敌人枪林弹雨向前冲!携起手,肩并肩。豁出命,向前冲!用我们身体筑起长城!前进啊!前进!前进!豁出命来向前冲!前进啊!前进!向前进!杀!杀!杀!”

  “辽宁民众自卫军的《告武装同志书》”。《告武装同志书》等文告和来电中,有“团结起来”“响应起来”“我们被压迫的同胞”“要知道现在是中国存亡的关头”“哪能甘心做亡国的奴隶”“万众一心者也”“不畏炮火……冒弹雨直进”等表述。

  从上述誓词、军歌歌词、用词来看,“起来!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用我们的血肉唤醒起全国民众”“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奋起杀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冒着敌人枪林弹雨向前冲”“用我们身体筑起长城!前进啊!前进!前进!”等,这些都与《义勇军进行曲》歌词高度相似,且其时间在先,具有明显的信息链承继特征,而且都是当时中国人感同身受的抗战话语意象。因此,无疑是《义勇军进行曲》重要素材来源。

  在当局采取不抵抗和依赖国联的政策下,日本迅速占领了东三省的大部分地区,对东北人民进行残酷屠杀和压迫。在期盼政府对日宣战无望的情况下,留在东北的部分东北军旧部、不甘忍受日军残酷统治的各族人民、救国军、自卫军、绿林好汉等自发组成强大的东北义勇军抗日力量。而在当时,辽宁的抗日义勇军对日军抵抗最烈、牺牲最大,以血肉之躯有效迟滞了日军侵略中国的进程。辽宁抗日义勇军抵抗日军侵略保家卫国的精神,得到全国舆论界的关注,受到重点报道和宣传,当时的《东方公论》《白河周刊》《北洋画报》等二十余家报刊都对东北抗日义勇军进行了报道。有学者肯定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作用:“暴日强占我东北后,各界民众纷起抗日救国,而尤以东北民众实地组织义勇军,参加抗日最著战绩。”义勇军成员多是在国难当头之时,为“尽报国义务”,“决意牺牲一切,不顾利害,不计成本”的人,是“不愿作亡国奴之热血青年”。他们真正是“卫国的志士”“民族英雄”。

  当时最著名的上海《申报》,甚至连续组织全国支持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募捐活动,该报仅在1931年9月至1933年9月间,就刊登了470多条声援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广告。抗日救亡已成为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主题,全国报刊都在宣传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事迹,这些内容激发起田汉、聂耳的创作灵感。史料记载,辽宁民众自卫军在桓仁誓师抗日及唐聚伍部的战绩曾引起田汉的注意。1933年3月,田汉经介绍到北平采访了辽宁民众抗日救国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自卫军总司令唐聚伍。同年,田汉、夏衍组织拍摄纪录影片《义勇军大血战》,在北平首映时特邀唐聚伍观看。1934年,担任《抗战日报》主编的田汉与唐聚伍在武汉再次见面,全面了解了义勇军奋勇抗战的情况。1933年2月,聂耳随同“辽吉黑热民众后援会”慰问团携带武器、弹药、给养等物品到热河抗日前线,也就是今天的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朱碌科和四家子一带,慰问东北抗日义勇军也是有力的证明。

  此外,辽宁民众自卫军在桓仁举行抗日誓师大会后,其誓师大会实况及通电等在南京广播电台播放,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政治部印发了《辽宁东边民众自卫军抗日救国详记》散发平、津、京、沪,抗日义勇军部队的抗日业绩通过各种渠道为世人所知晓。上海百代电影公司于1933年1月14日赴热河东北义勇军驻地,拍摄抗战纪录片,辽宁义勇军奋起抗日的战绩和长城抗战的悲壮场面,激发了爱国进步作家的创作激情和灵感,催生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成功。而田汉、聂耳等左翼进步作家,以义勇军长城抗战为背景,创作了反映长城古北口抗战题材的电影《风云儿女》及其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总之,艺术反映时代主题,有义勇军之抗战,才有《义勇军进行曲》之诞生;先有辽宁抗战,后有热河和长城抗战。可以说,辽宁抗日义勇军用鲜血和生命奏响了抗战最强音,辽宁是新中国国歌最重要的原始素材地。

  (作者为历史学博士。现为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史一级学科博士点学科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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